机器人PK“90后”工人：制造业脱困的憧憬和现实

【编者按】从去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国，2014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进口数量规模达到34714台，同比增长92%;在中国新成立的内外资机器人自动化公司，则以每天超过一家的速度在增长。渐渐的机器人代替了，人工的局面，现在也越演越烈。

工业机器人已被推崇为“中国制造”对抗用工难、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每到11月，珠三角和长三角，工厂主管们为招工更加忙碌。在“用工荒”连年持续的东莞、顺德、绍兴、温州……，小工厂把招工启事贴到附近的马路上，大企业还会直接跑到内地省份招募，以对付春节前后更为短缺的用工局面。

不过，中国工厂们现在正在接触一些新角色——以工业机器人领衔的自动化设备。招募后者的“薪酬”建立在类似的公式之上：引入机器人(自动化设备)的价钱，相当于可代替工人的月薪乘以12，再乘以1.5到5倍左右。

一旦成交，工人立免。譬如，根据腾讯财经《棱镜》的了解，在珠三角发达的冲压行业里，工人的月薪大约为4000元，于是，用机器换人的价格约在5万到25万之间。这种数字，已成为工厂们减少工人的最基本投入。

这种投入曾被中国工厂们视为先锋实验，现在开始于制造业界流行。去年开始，地方政府更成为了这种人机交易的推手。去年5月，浙江已把“机器换人”列为产业政策，之后广东的东莞和顺德等地立马跟进，为机器代替工人的工厂提供补贴;在全国各地，机器人产业园更是遍地开花。

上海工博会，参观者围在一个步行机器人旁边。

11月4日到8日，上海召开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N1“工业机器人馆”成为了最火热的场馆。参展的100多家厂商展示了可以完成焊接、切割、搬运、修边钻孔等等专业操作的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一些做咖啡、玩魔方的服务型、娱乐型机器人更是被团团围观。

一时间，工业机器人已被推崇为“中国制造”，尤其劳动密集型企业对抗用工难、转型升级的不二之路。在“90后”产业工人开始成为劳工主力，制造业四面楚歌的时代，那些曾支撑中国制造30多年，以勤奋耐劳著称的产业工人，真的要退出历史了吗

有些轮回的是，那些学习国际巨头、疯狂制造机器人的企业，很多又在不自觉之间，重复着“中国制造”的老路。

“无工伤，不抱怨”

“以前是全人工，黑压压的一片人。”佛山艾乐博机器人的创始人农百乐描述他所见过的，包括美的工厂在内的冲压车间：铁片经历着很多对手，冲孔、翻孔、冲边、翻边、打折……，工人们不断加班，不断倒班。

中国的冲压行业在世界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全球九成冲压工序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完成。农百乐原本在金融界工作，后来加入了帮助工厂们以机器代替人的行列，其价格大约为“5万换一人”。

这个价格被农百乐形容为“行价”。在2008年《劳动法》出台之后， 珠三角冲压工人的工资从1800元，上升到现在的4000到4500元。

我雇的明明是两只手，怎么却来了一个人。　——亨利.福特

“冲压工作里，人的动作绝对速度比机器人快，但人的动作不能长时间持续，不够稳定，人性也有不可控的一面，不能干24个小时。”农对《棱镜》说。“还有工伤赔偿。一个手指10万，两个手指20万，一只手掌50万。如果是小工厂的话，流动资金就这样赔进去了。”

亨利.福特曾经说，“我雇的明明是两只手怎么却来了一个人。”——现在，广义的工业机器人就是能够实现自动化控制、可重复编程的多功能机械手，并具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可自由编程的运动轴，看上去就是人的上肢的简化组合。

“无工伤，不抱怨。”这是去年上海工博会上，一个国内机器人企业的招商广告。实际上，中国工厂们最早的机器换人的动力，在于工人工伤的风险日益增加。那些重复性高而且环境恶劣的工位，譬如喷油、抛光等等，都是机器人率先进入的地方。

除了手，还有“脚”。顺德嘉腾电子公司副总经理陈洪波说这是普工的世界：“搬运工最辛苦，很多人做一个星期就走，人员流动性很大。以前的工人还好一点，现在的年轻工人有时连一天都熬不住。”

这种劳动还发生在概念时髦的电商仓库里。陈洪波曾做过统计，在双十一期间，某电商物流仓库里的工人要捧着箱子每天走大概50到70公里，超过两次马拉松的距离。

嘉腾制造的自动搬运机器人(AGV)正在美的和华为的工厂里运作，均价每部7万左右，陈说，这也是工厂们对搬运工“价格”的心理指数。

实际上，工人们的“价格”已经十分清晰。“新一代工人至少是9年义务教育，独生子女，他们宁可3000元去写字楼上班，也不愿意4000元工资到工厂去。”农百乐说。“加上社保和平均工资连年往上提，现在上不上机器都缺人。”

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已步入刘易斯拐点，出现了劳动力总量下降的局面。所有与《棱镜》交流过的工厂管理者都说，他们正面临劳工年龄断层的问题。

在1998年就在东莞打工的王会超，现在是东莞运城电镀车间的主任。他回忆说，过去没有机械手、自动化的时候，他要把几十斤重的工件每天搬运一百多次——“现在的工人不可能这样。他们的父母也不指望他们赚这种钱。”

受冲击的工人

26岁的廖玉禅是一个流水线普工，在深圳、成都的富士康工作过两年，如今在一家LED工厂工作。她说自己一直过着一种很单调的生活：工作时坐在流水线上，重复着取件、插线的动作，每分钟重复多次，而她的收入，很取决于她的动作做得有多快。

实际上，中国的产业工人，尤其普工过去长期承担着高强度的，快速的，重复劳动的角色。“在工厂，不管你做的是什么，最终都会变成机器人。”廖玉禅说。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很多珠三角的工人都曾对《棱镜》有过类似的表达。

对于中国制造来说，如何让普工们的工作——或者直接说某一个不断重复的动作——做得更快、更准，是生产主管们长年的命题，也是中国制造在过去于世界崛起的一大“优势”。

邓邱伟是雷柏科技的副总经理，曾在台资工厂里任职，长期研究如何减少工人的动作浪费，加快频率。这几年，他成为了“机器换人”的急先锋，把过去对工人生产精细到读秒的研究精力，转移到了机器人身上。

“一个鼠标如果经过50个工人，一人浪费一秒就是50秒。很多秒可以由机器人代替。”类似的思考时而挂在他的嘴边，而直接的改变，就是在两年时间里，雷柏工厂的工人从3千人减少到现在的800多人，增加了过百台机器人。

邓邱伟说，美的集团工厂的变化让他吃惊：那些简单重复的工作岗位，譬如搬运和码垛等等，已在两年间被机器人以及自动化所代替。《棱镜》也获知，包括富士康等国内的制造巨擘，也早已在类似的工位上进行机器换人。

去年秋天，美的空调副总裁吴文新曾经表示，在2014年把空调工厂的工人数减少一半，搬运、打包、贴商标等工位和动作，都要被机器人所代替。在机器换人的工厂，KPI调整、工人再培训也成为了新的命题。

工博会上，一位年轻的女士静静地观看着机器人。

被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影响的工人，有一部分要重新学会与机器“相处”。有一种现象已经在改造以后的车间里出现：机器的介入使产量增加，冲击了工人们过去习惯的计件薪酬体系，于是，有的工人会故意把生产做慢一点，以防主管为生产线增加工作量。

在浙江以及广东给各地，政府们正在为机器换人的交易提供补贴，这些补贴多数用以工厂们购置包括机器人在内的自动化设备，数额从10-15%不等，有的地方甚至达到20%。那些有资金规模的企业，在这种政策中加快了把工人请出生产线的速度。

美的方面对《棱镜》表示，美的集团机器人今年将超过800台，后期每年以30%左右的增幅投入机器人，预计2016年当年投入机器人费用将超过3亿元。《棱镜》还获悉，在美的小家电事业部，在不降低产值的前提下，每年减少200个人成为内部的任务指标。

业界人士皆称，机器人的出现目前还鲜有导致工人遭遇被裁的现象，因为“机器换人”才刚开始，在整体上仍不能解决用工荒。在大多数机器换人的工厂，还相当程度上保留着原始的，以大量工人人手衔接的生产线。

机器人的混战

如斯局面之下，机器人产业也迅速地进入了中国的高速车道，并被各地政府和产业资本催鼓为实体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中国工厂们“机器换人”的生产线上，工位争夺战正在打响，各种自动化实验遍地开花——然而，机器人能否彻底换掉中国工人，仍然是未知之数。反倒是哄哄闹闹的国产机器人产业，又似在重复 “中国制造”的老路。

目前，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地方政府们都在给“机器换人”做推手，施以事后奖励、拨贷联动、设备租赁补助和贷款贴息等援助。在东莞和顺德，对设备购置费给予10%补贴，单个企业补贴额最高达100万元。在浙江，企业租赁设备实施“机器换人”的补贴达到了15%。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机器换人政策，大多指定当地企业的装备产品。在近两年，中国已经出现了超过40个机器人产业园，对机器人相关企业的招商也呈现白热化。广州一家龙头机器人企业，曾被上海以3亿补贴招徕，最终广州为留住企业，不但许诺同样条件，还以地皮“相许”。

广州数控研发部主任陈其忠曾为机器人投资算过这样一笔账：建立机器人制造厂至少需要2亿元，然后每年产销1000台以上，否则盈利便无从谈起。在大量资本进入智能制造业的时候，很多工业机器人已开始以“白菜价”叫卖。

“为了上量，很多自动化公司做项目就拼命上本体、卖本体，一台赚个一万块、五千块也行。”农百氏说。

实际上，国产机器人有着与“中国制造”相仿的发展轨迹：包括减速器等部件仍依赖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进口，产品基本上还是“组装”而来;另一方面，口碑和技术皆发展多年的海外品牌在市场里更有竞争优势，国产机器人基本上才去销价求存的策略。

工博会上，中外机器人制造商竞相展览。

无论如何，在政府们的动员之下，中国的工厂们正在进行大大小小的机器换人实验。温州在2014年要组织500家企业开展“机器换人”工作;东莞官方资料则显示，有接近70%的企业投入资金开展“机器换人”工作，92%的企业表示未来2年将继续加大投入或考虑开展。

主要从事出口代工的东莞龙昌玩具集团是其中的一个机器换人的企业。在上周，龙昌负责人用工人减少的数字，以及良品率上升的幅度，对《棱镜》表现其推进机器换人的成效。

实际上，玩具行业是中国制造近年受诸多环境制约的“重灾区”，东莞龙昌负责人坦承，集团本身已有厂迁移到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往外走，”这位负责人说，“留在东莞做‘机器换人’，一方面因为东莞的配套政策，另一方面也因为集团领导人有‘永不放弃’的决心。”

浙江温岭的必克体育用品公司也做了颠覆性的尝试。制鞋业普遍被认为高度依赖人手，全自动化制鞋技术目前从全球来看都未见成熟，该公司则投入数百万元，购买设备建造了一条以18个工人去代替原来60个工人的自动化生产线。

对于制造业重镇们来说，“机器换人”也成了企业技术改造、乃至产业升级换代的先锋措施。东莞政府已经表明，要对电子、机械、食品、纺织、服装、家具、鞋业、化工、物流等重复劳动特征明显、劳动强度大、有一定危险性的行业领域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实施“机器换人”应用项目。

事实上，对于很多中小型制造企业来说，“机器换人”未必是符合实际情势的选择。多家工人数字不超过200人的工厂主都对《棱镜》表示，它们没有在自动化投入上有足够投资以达到政府支持补贴的程度，也看不到未来两三年的订单前景，于是只能谨慎考虑。

在那些做了机器换人的大工厂，生产经理们还得面对各种“实验成本”：机器人难以处理鼠标滚轮嵌入的动作，机械手抓不住“又重又脆弱”的陶瓷，自动运输机爬不上角度太大的斜坡，林林总总， “哪怕是砌墙，只要砖头规格不是高度一致，机器人都做不了。”

经理邓邱伟说，对于中国工人们来说，机器人和自动设备的上马，至少给他们成为“蓝领”工人的机会：“至少，负责调控机器人设备的工人会少一些重复劳动，工资会高一点，而且还有上升通道。”邓邱伟说，“这样他们也能骄傲一点。”

工人廖玉禅对此的想法，则更诗意一些——她对《棱镜》说，自己更喜欢解放和自由，甚至可以听着音乐，玩着手机在工厂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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